提起如今的宁边村，鸟语花香、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让人心生向往，并有偏坡苗寨被评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这些可喜变化的根源，是朱镕基总理的那次调研，变化的取得，离不开区、乡各级部门的多年努力建设。就在朱总理来到宁边的第四年，也就是1999年，《南方周末》记者尹鸿伟采写了一篇《朱镕基流泪后的宁边村》，记载了总理调研四年后的艰难变化：

《朱镕基流泪后的宁边村》

“要照相！朱总理可以看见这些相片！把这些腊肉照进去，让朱总理知道我们过年吃腊肉！”

1999年2月10日，春节前夕。曹金忠老人对记者说这些话时表情很兴奋，在昏暗的灯光下，在闪烁的黑白电视机前，墙壁上显眼地挂着几块褐色的腊肉。

曹老人是宁边村村民。宁边村地处云南省昭通地区昭通市小龙洞回族彝族乡，是一个偏僻贫困的村庄。村中间有一条简陋的公路穿过通往昭通市，它是昭通市最贫困的山区之一。

村民们经常能在电视上看见朱镕基总理，他们很骄傲，因为他们认为：朱总理和他们的平凡生活有着非同一般的联系。

朱镕基的眼泪

1995年10月6日下午。

浓雾和毛毛雨如同往常笼罩着偏僻贫来到穷的宁边村。村民们觉得今天好像有些不寻常。许多小汽车辗过崎岖和泥泞来到了村里，很少有这么多外地人一起来，于是大家离开了朝夕相伴的火塘，好奇地围到了村中央。

这群外地人下了车，一位官员率先朝围观的村民们走来，脸上充满了慈爱和笑纹。有人向大家介绍这就是朱镕基，国务院副总理。一个年轻的村民悄悄说他在电视上见过了，不过大家不知道朱镕基为什么要来宁边村，来干什么。

朱镕基用带点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向村民们询问“是什么民族？”“粮食收成怎么样？够不够吃？”等等，让村民们很新奇，觉得他很亲切，很有人情味。

一名大约五岁的小女孩挤在人群中好奇地仰望着正在发生的一切。朱镕基伸出宽大的手掌握住了她的小手。

“你叫什么名字呀？”

小女孩眨眨眼，并不害怕。

“叫小琴琴。”

“叫小琴琴吗？”

朱镕基弯下腰把耳朵凑近小女孩。

“是的。”

随后朱镕基直起身，笑了。舒心的笑声在清凉的空气中荡漾。

回族老人马二健坐在低矮漆黑的茅草屋里，围着火塘取暖，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了七十多年。朱镕基弯腰低头才得以进到他的屋中。马老人告诉朱镕基自己每年只有一百多块钱收入，有六百市斤主粮收成（主要是洋芋），只够吃半年，每年都要领用政府的补给，油盐钱只能靠卖鸡蛋换来。马二健的家里只有一口破锅和用几块木板支起的床铺。

于是朱镕基从马二健家出来时，脸上没有了笑，嘴唇紧闭着，嘴角两边的沟纹更深了。

村民杨长才前几日被马踢伤了左腿，站不起来，朱镕基挨着他坐到了火塘边的木板上。火塘里红红的，边上正烤着洋芋。

“早上吃什么？”————“吃洋芋。”

“午饭吃什么？”————“吃洋芋。”

“晚上吃什么？”————“吃洋芋。”

“一天三顿都吃洋芋吗？”

“是的。”

小龙洞乡乡长马明亮那天穿上了自己唯一的中山装“陪领导”，尽管衣服有些旧了，却是当时他最好的衣服了。在一旁听完朱镕基对杨长才的问话，他觉得很平常，却诧异地看见朱镕基眼眶里转动着泪花，在火光照映里闪烁而过。

宁边村公所属当地的“办公机构”，房屋依然破烂不堪。不久前村里有了一笔钱，却先建盖了小学教学楼，闻讯的老师和学生们在钢筋混凝土新建的教室前拼命向朱镕基挥手和鼓掌。朱镕基向师生们挥手致意后伸出了大拇指：“希望就在这里！”

后来朱镕基和乡村干部们合影留念，随后，朱镕基坐到了启程的车里，打开车窗————窗外是衣衫褴褛的贫困村民，在风雨和浓雾中表情复杂地静静围观，身后是破旧的房屋。

朱镕基鼻翼翕动了一下，眼泪终于忍不住涌出了眼眶……

许多村民看见了，也记住了这一幕。

宁边村的变化

1999年春节前夕。

高山之巅的宁边村没有水，一切用水都要到很远的地方人挑马拉。在村边干涸的水池里，许多小孩子在沙土里挖了一些小洞穴，用水勺一点点收集着混浊的渗水，然后用木棍两人一桶，摇摇晃晃往家里抬。

宁边村的安贤才村长觉得自从朱镕基来过后，村里有了不少变化，而在自己以前五十年土生土长的岁月里，一切变化都没有这么快。

如今的宁边村有名了，它已经成为了云南省昭通地区一个备受关注的地方。于是，各种新闻记者不时从全国各地赶来，“寻访朱总理走过的足迹”。

昭通地区地方党委、政府更是对宁边村倍加关爱，各种拨款、平价化肥、平价农地膜、改造土地、架通电……粮食逐年有了增加，随即带来了村民生活的一些改善，一些人家盖起了砖房、小平房。个别人家还买了彩电，成了村里孩子们晚上聚集的地方。过完今年春节，乡政府还将在宁边村定期开一个集市，让大家更方便与外界的交往，到时村里将出现第一块公用的水泥地面。

村里的电视只有两个频道信号，只能看到中央台和云南台（有时播昭通台），但能经常看那位令大家心动和想念的国家领导人。

安贤才老村长闲暇时总端着水烟筒坐在村公所二楼的办公室里。村公所的两层楼是总理来过后政府拨款盖的，办公室的桌上已经装了一部直拨电话。老村长多少次也曾想打个电话给朱总理，告诉总理宁边村这几年的变化，但他每次都又胆怯了，况且他的确也不知道朱总理的电话号码。

不过，老村长希望有一天能在“上班”时接到总理的电话，他有好多话想对总理说，但他知道总理很忙。

马二健一家四口已从以前的茅草房搬进了政府拨款盖的一楼一底八十平方米面积的新砖房；当年一日三餐吃洋芋的杨长才家已经吃上了大米饭，还宰了过年猪；还有李文姐家的大儿子考上了省城昆明的中学……乡亲们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

当年朱镕基在昭通作出了“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各方支援，共同富裕”的批示。这些话已用白石灰浆大大地挥写在了村边的一堵墙上，很醒目。三年来，以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到宁边村扶贫的各级干部逾千人，累计投入扶贫资金近百万元。全村在各方面的支持下，扎实开展山水林田路电综合治理，大力推广应用农业增长技术。群众投工投劳开挖土石方一万多立方米，建石埂台地七百多亩，新建蓄水上千立方米的抗旱塘六个，新修维修乡村公路十余公里，架通了四条输电线。如今，全村种地膜苞谷的面积已由以前的二百来亩扩大到二千五百亩，新增洋芋垄作面积四千多亩，洋芋套种荞子面积五千亩，粮食单产大幅度提高，全村产粮近百万斤，比前三年翻了近一番，全村贫困户由四百六十余户减少到不足百户。

尽管住进了新楼房，马二健却一直在用煤油灯，因为点电灯电费太高了。尽管一日三餐洋芋的日子已成往事，如今他家的甑子里也经常蒸着大米饭，但还总得把洋芋当菜。

曾与朱镕基照相的杨长才说宁边的条件太差，总在土里刨食真的不行了，不可能富裕，他想开春后办个养殖场，养猪、养羊，想请政府到时帮点忙。他说这个想法他想了好长时间了。

老村长家已在宁边村生活了好几代人，他深知宁边这地方自然地理条件太恶劣，要发展和富裕起来太难太难，只能一步一步朝前走。

快过年了，远在昆明“云南省民族中学”上学的儿子罗孝波回家来了，这让李文姐又高兴又伤心。

16岁的儿子个子似乎并没长高，但他是宁边村的骄傲，是村里第一个去到省城的孩子。

罗孝波在学校里每月有七十元“贫困民族生生活补助费”，家里每月给一百三十元，共二百元，当然这远远不够用。

冬天的风冷冰冰的，卷起村边地里的灰尘令人有些呼吸困难。罗孝波和母亲李文姐在荒凉的黄土地里挖土，两把锄头此起彼落，又扬起股股灰尘。不时，李文姐都要停下锄头为儿子抖抖头发上的灰尘，擦擦额头上的汗水。儿子下学期的学费就在这些土地里，母子俩艰难地挖掘着，挖掘着希望。

宁边小学的孔繁宁校长说村里的入学率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目前有三百多学生，但很难巩固。现在昭通市教委每年给宁边小学一百五十人的免费名额和十二人的希望工程捐助，但仍然无法全部解决问题，很多学生都因为家里穷而中途辍学，很多上不完初中，上高中的更少。

宁边村至今只出过几名师范生，一名师专生。在罗孝波之后，去年有一人考上了云南省财校，父母是狠了心才借了钱含泪把他送到了昆明，因为父母相信能上学的儿子会是他们未来的希望。他们说这话是朱总理说的。

宁边小学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教师。有两名女教师是代课的，每月工资六十元。老村长觉得太对不起老师们，这儿的工资不太高，条件也差，尽管学校拥有全村最好的住房。放寒假了，除校长家在校园里外，没有一位老师留在学校里。老村长最大的心愿是分来好老师，分来的老师能留住，给今天吃得还不好、穿得还不暖的娃娃们带来希望。

宁边的气候和土地几乎只能种洋芋和苞谷，而且产量不高，除努力填饱肚子，土地似乎很难给他们再带来什么。

艰难的“希望”

快过年了，村民们目前的希望是能有点腊肉吃，能走路到十多里外山下的乡集上逛一逛。至于他们的以后和将来，外面的人似乎比他们想得更多，做得更多。

按照昭通地区地委书记杨应楠的话来说，宁边村是昭通贫困的典型代表。１９９５年朱镕基给昭通带来的不仅仅有眼泪，更有一种历史性的推动，因为他考察昭通结束后，指出了“昭通的困难是因为百分之九十七是山地，而且是高寒山区，交通极不方便，这是困难的根源。”然后确定了内（江）昆（明）铁路的工程及不少基础工程建设，这个根治贫穷的决策，给封闭落后的昭通带来了许多新的希望。

离宁边村十几公里的地方从去年６月１６日起就机器隆隆，穿越昭通的内昆铁路在日夜不停施工建设。宁边村人不知道这条即将开通的铁路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但他们隐约地感到：日子，就要变化了。

来源｜摘自1999年3月5日《南方周末》 作者：尹鸿伟